如今说的“贸易战”，在过去就叫作“商战”。“商战”这个词儿在张謇的著述里经常出现，而他牢牢盯着的《海关进出口贸易册》，则是他应对商战最主要的依据材料，对这方面有兴趣者可以专门做点研究。宣统三年（1909年）张謇在刚办成的商业学校作演讲，就明确讲“商校之设，则所以养成吾通州开门商战人材之地也”。而商业之重要及与农工的关系，他也讲得很清楚，这儿不妨录一段：

世事汹危，商战日亟[jí]，曩[nǎng]时鄙为庸贩、目为驵[zǎng]侩、无甚关系之商贾，今则视为要点，恃为利器。以事理序论，当先农而工而商。然农工之势散，见闻固蔽，不若商之较聚而较有见闻。且商市所求之物其值必昂，昂则可因是以促进农工求利改良之观念。……在昔闭关时代，百事可以自守了之，自守亦实可以了。今则万国交通，人以货来，占我市场，我退一步，则他人即进一步。在我则已退之步不能复，在人则务进不已，我将无地可容。天演公例，不进则退。我如何能不退？如何能进？此非有世界之观念与商战之知识不可。如何而发生此观念、养成此知识？自非学不可。

这就是审时度势、应对潮流的通人之识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范彦殊有一首《商战》诗，对其时变了味的商战表示质疑，与张謇所说商战的角度不同，也可以一读：

大国可以师，靡靡亦可耻。邦人说商战，钩射到骨髓。民信荡无存，官治久失纪。土木聘豪华，玩好穷朱紫。官未能独穷，商怒胡可弭。商战而及官，祸乃不可止。坐令举国狂，利在为国玺。官穷盗有粮，民穷国馀匕。商战未百年，取效已如此。我闻西士说，策国有终始。百变农为基，工以济农美。一工而二农，商则赑屃耳。我国扬其风，黜俭崇侈靡。高谈纵欲壑，瘁精唯一拟。庸狂之所趋，高明有同企。名滥实不存，开泰乃得否。遂令农国风，长谢不复起。吁嗟乎吾民，吾民有强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