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謇有一封与汪康年论《时务报》的信，其时间祁龙威、章开沅[yuán]两先生都考定为光绪二十三年，可谓确切无疑。只是此信的附言，自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（图1）至两版《张謇全集》（图2-3）以及诸家征引，都有标点未善之处，甚至还出现误字，弄得文意扞[hàn]格难明。

如那句“以为此为下不信之义”，本是说张之洞等官员主张保君权，把民间希望伸张民权的要求，视作不能事奉君主的“下不信上”行为。章先生《开拓者的足迹》引用时将“之”误作“此”，原意则因此而晦，宜乎辛丰年先生读此时，怀疑句中的“下”与下句的“走”是不是给误植了。因为读不通顺，到了《张謇传》时，这一句就被破读成“以为此为下，不信此义”，这还是上了误字的当。

这个附言反映着张謇对时政的看法，自有其研究价值，如因标点未善而致其意不彰，实属可惜，因此试改标点于此：

下走所虑报馆之衰，在议论渐弱，不逮初时之精采，宜设法振起而扩张之。如人人言宜伸民权，而海内名人自南皮以下尚言须保君权，以为此为‘下不信’之义。走以为所恶于君权者，官毒之害也，欲保君权，先去官毒。官毒不藉君权不横，而二事实不相关。可以此意透发一篇，请质之卓如，以为何如。

张謇在这儿表达了几层意思，一是说《时务报》的衰落，实是议论受了张之洞等保守官僚的控制，不如创刊时那样精采，希望设法振兴。二是官僚主张保君权，反对民间的伸民权，由此形成对立。张謇则觉得人们所厌恶的君权，其实是受了官毒所害的君权，而要想保君权，就先得清除官场的毒害。他认为虽说官场的毒害不借助君权制度不得横行，但官毒和君权其实是两回事，并不是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。这个见解，正可视为他后来运动立宪的基础。他希望汪康年与梁启超就此观点加以讨论，写出文章来告之世人。这事似乎没能兑现，因为那时梁启超与汪康年在办刊见解上分歧已大，未久梁就辞职而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