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唐闸的带有文字的古代遗物，保存下来的极少，所以当我看到这个《重修唐家闸记》的拓片时，还不免一阵惊喜。因为以我的判断，不但这原碑早不复存，就连这拓片也可能是个孤本了。

这一碑记为通州知州平翰撰写并手书。平翰为浙江山阴人，是个清正有为的“循吏”，并且还以擅长书法著名。道光十四年，平翰来赴通州任，访知唐闸于农田水利之重要，且闸底久坏，无从启闭，乃于次年初鸠工兴修，至七月而工成。其时平翰已得简任贵州知府，于离通之前写下了这篇碑记。

然而奇怪的是，这篇记文被刻上石，却是22年后即咸丰七年的事。此碑边上还刻有一段跋语，对我们了解缘由有些帮助，其文为：“此记为樾峰太守任通时所书，未及勒石，奉命守黔阳，距今二十馀年。公重莅吴中，适余牧斯土，访求庶政，知此记为胥吏白某所藏，亟命工立石。父老集观，讴思旧德，于此足徵公之政绩、墨迹，均有不朽者焉。咸丰七年秋七月，钱唐金咸谨跋。”

原来平翰离通后，人走茶凉，地方上并未及时把他的记文刻成碑。而后来他在贵州任上又因事而被落职，由此则更没人提刻碑之事。不想时运又转，本来休致在家的平翰忽又受命重出东山，先是于咸丰三年出任松江府候补同知，次年更署理苏州知府，眼看着官运一步步上升。时任通州知州的金咸把平翰的原作找出刻之于石，或许就与这个背景有关。如果真是这么个原因，那我们在这块碑上，未免又会读出一些世态人情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