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光九服务乡里有年，与张謇肯定有接触，只是在张謇的文字里却几乎不见提及，唯有一处，也只是在说一次看剧引起的误会时提及其名。那是更俗剧场开幕之初，当时为了提倡文明观剧，戏票采用对号入座形式，并印赠剧场座位图相配合。张謇购得座位为39号，去时其座已被冯光九坐着，询问坐号，则言票被检票者收去。张謇无奈，只好找前排空位坐下，转思此位置也会有人来坐，不如及时更正，乃问随从取得自己所购之票，细看实是洋文26号，被误当作39号。张謇由此感到社会教育未能普及，能识“蟹行文”者甚少时，这种票式要更改，把座位号改成中西文并用。为此他特地写了篇《通告城区父老昨日一日之观念》，由此事引发，进而论及普及社会教育之迫切及个人自由与社会规则的关系。其文可以一读，如所言“謇虽至庸懦，而矫正地方风俗，引为己任，必自细微积至于高大”，颇能透过其决心而感觉一种豪气。

张謇去世，冯光九有挽联云：“登大魁，建伟业，溯之先达，谁似之，曰惟尚书胡氏，方伯王氏；外五洲，内四海，闻者皆哭，尤恸[tòng]者，更有贤师高公，老兄退公。”内容不及其私，上联所举两位邑中先达，其与张謇有相同处，则尚书胡长龄也是状元，方伯王藻也在家乡办过团练。下联两位尤其哀恸者，一是张謇光绪二十年会试时的房师高熙[xī]喆[zhé]，另一是三兄张詧[chá]。高熙喆“出道”早，辈份高，其实如果论年龄，他还比张謇小一岁。

1919年6月30日《申报》有一则关于南通创办剧场和伶工学社的报道云：“通绅张啬庵投资五万元创办优伶学校及规模较大之剧场各一所，已物色冯光九、高楚秋为校董。其学生由张氏函请熊秉老就近在京津一带拣选，额定为六十名。一俟此项学生抵通，即由沪上著名艺员欧阳予倩担任教授。至剧场地址，则觅定马路旁唐家花行附近之旷地。”冯光九担任伶工学社校董之事，各家著述都未提及，此亦可稍补其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