醒石上的一处明代题刻，旧志除乾隆时刘名芳的《五山全志》记及外，其他都一字不提，而刘名芳也只记大字“可憩”二字，并说“傍款细字为‘嘉靖戊申十月望日’，其下剥落不可识”，也不能知道题者为谁。

所谓“不可识”，其实不全是其字剥落，更多是因为这款字用的是行草书，遽[jù]然不易辨识。当年我作五山石刻调查，在这块题刻上花了些功夫，最终还是给全部读出，其文为：“嘉靖戊子十月望日，前监察御史判通州事涿鹿乔祺书。”不仅更正了刘名芳的时间误记，更主要的是知道了题刻的作者。我的五山石刻调查录后来被方志办借而无返，不过这些成果被编进新出的《五山志》，不幸之幸，聊堪慰藉。

题刻者乔祺是汲[jí]州人，明代时属北平府。查阅明清时的《涿[zhuō]州志》，仅于选举志里见其名，反而在几种《通州志》里都给他立了传。他于正德八年中举，嘉靖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以知县职，升任为巡视盐务的监察御史。不过这御史官没有做多久，就于嘉靖四年被谪来通州任州判官了。那时通州的知州是湖北人杨儒鲁，为官以清正见称，与乔祺恰为同科进士。据说乔来通以前曾托人向杨招呼，杨却正色对来者道：他乔琪如果还以为自己是御史，我就只把他当判官看；他如只以判官自处，我还不忘他此前是个御史。乔琪来任后任事恭谨，颇受杨的礼遇。及至杨去职，乔还是不改恭谨，为地方作了不少好事，不像一个被降了职的人。州志为他立传，应该就是看重这些方面。

乔琪的传世手迹，可能仅存这“可憩”题刻一处。了解一些背景，游山到此时，或许会觉得更有些意思。